“这些我来安排。”老钟的声音又恢复了惯常的平稳，“钱、落脚点、消息渠道，我都会准备好。你那边有需要，随时打这个电话找我。我二十四小时都在。”
几天后，我和白素出现在了广州火车站。没选更快的交通方式，是为了尽量不起眼，避开某些可能盯着的眼睛——自从新界那件事后，我隐约觉得，有些来路不明的人，对这类东西兴趣不小。
站台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草味和各种行李包裹散发出的复杂气息。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不同的情绪：急切、茫然、憧憬或是麻木。这是一幅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躁动而真实的画卷。
我们买的是去兰州的y座票。绿皮火车缓缓进站时，人群如同cHa0水般涌向车门。
车厢里拥挤得令人透不过气。过道、连接处，甚至座位底下，只要能塞进人的地方，都塞满了人和行李。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对面是三个目光呆滞、紧紧抱着破旧编织袋的乡下人。
火车开动，单调的哐当哐当声响起。广播里开始播放新闻和革命歌曲，nV播音员的声音高亢，充满力量。
我靠在y邦邦的座位上，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南国景sE，心里却在想着即将面对的那片北方荒原。戈壁说的“重力异常”、“地磁畸变”，还有那个疯掉的地质队员口中的“黑sE手指”……这一切都透着一GU不祥的气息。
“如果那里真有东西，”我压低声音对身旁的白素说，她正闭目养神，但我知道她听得见，“绝不会是欢迎客人的礼物。”
白素没有睁眼，只是轻轻“嗯”了一声，仿佛早已预料。
旅途漫长。到了第二天傍晚，车厢里浑浊的空气和嘈杂的人声让我实在有些烦躁，便和白素去了相对空旷一些的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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