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样的结构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不管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危害到整个体系的稳定。
首先便是要人口与土地的紧密结合。没有人口与土地的紧密结合，国家便没有了衣食之源，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就会迅速丧失……
其次又要求官吏必须具备一定的忠诚，不能阳奉阴违，更不能贪腐堕落，否则原本归于国家的赋税便会大量流失……
最后还必须各地郡县不能有强大的地方力量，否则就会像是当下一样，皇权根本就等于是零，天子刘协的什么诏令，还不如斐潜曹操之流放个屁来得更响亮……
而这三个方面，是原本大汉律法无发解决的。
受限于历史的眼光，很多大汉的律法，甚至之后的一些封建王朝的律法，都让斐潜感觉像是有些手疼锯手，脚疼剁脚，脑袋疼……
嗯，包扎起来别让其他人看到……
汉初的经济水准，能和发展之后的相提并论么？随着大汉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大幅增加，不管是民众还是官吏，对于生活品质都有更高的需求，适当的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调整变革，才是王道。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应该开始从无为向有为转化，但是很遗憾，汉景帝虽然在七国之乱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超高的政治手段，但是在治理民生政务上还是略有欠缺。
重农轻商的理论，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之中较为广泛应用的经济思想，便是在汉景帝时期，逐渐成熟，并且带着先天的残疾成长起来。因为这个理论仅限于工商业领域，并过分强调商品货币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突出流通领域而不重视技术生产，虽然可以在打击与封建国家离心离德的富商大贾和地方分裂势力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可以暂时性的增加一些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庞大财政开支，所以基本上被后世封建王朝所继承，成为华夏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思想。
关键是打压了商，便连带着祸殃池鱼，将工也一并扫落，只剩下农一息尚存，自然就不是士的对手，然后士就可以想玩什么花样就玩什么花样，想摆什么姿势就摆什么姿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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